今年翰林版國七國文第十課收了陳幸蕙的〈在大地上寫詩〉，這篇文章本身沒什麼意思，作者也沒什麼意思，但這篇文章背後卻隱藏了許多故事。
〈在大地上寫詩〉一文，是陳幸蕙在報紙上看到楊逵的投書〈懷念東海花園：那段把詩寫在大地上的日子〉之後，有感而發寫成的一篇散文。雖然說性質比較接近論說文，但是文章中虛浮的部分很多，想要表達的核心概念也簡化得太簡單。我不願認為這樣的文章就是「適合國中生的」，但顯然編審委員是這麼想的。這篇文章想傳達的概念只有一個，就是：生活比文學還重要！
(天啊，這不是廢話嗎？)
回到引起陳幸蕙有感而發的文章，是楊逵在1983年在中國時報刊載的一篇投書，內容如下：
懷念東海花園──那段把詩寫在大地上的日子
文／楊 逵
「東海花園現在怎麼樣了？」
離開東海花園兩年多，不論走到那裡，總是先遇到這個問題，心內難免百感交集，不知從何說起。事實上，這也是我天天念念不忘的啊。
「什麼時候再回東海花園呢？」
自從離開東海花園，關心我的朋友，也總三不五時的來問，而這，也是我時常問自己的問題。遺憾的是，直到現在我也還不能說出一個確切的答案。
許多沉靜的夜晚，我依然生活在東海花園的花影裡，屋前的大鄧伯花，垂滿紫色的花串，花棚下兩把藤椅，文友們常來陪我喝茶小坐，一壺茶、幾支烟，消磨掉一個閒閒的日午。有時我們離開花棚，在園裡拔草或在花徑間漫步，黃昏來的時候就去澆花，水花一片片在夕陽下閃亮，得到滋潤的花木，更為鮮綠盎然了，那時，站在群花圍繞的花圃裡，我總是禁不住喜悅的浮起笑容。荒草石礫的年代已經過去了，經過十多年的血汗經營，這三千坪土地井然有序地織出繁花似錦的美麗圖案。那時我相信，我是會和東海花園永遠在一起的。許多晚霞斑爛的黃昏，坐在葉陶的墓前懷念她生前抱著滿懷鮮花去兜售的情景，我拍拍她的墓碑，更堅定這個永不離開的意念。
但是一場重病之後，我竟不得不離開東海花園了！倉促的離開是被送進急救病房，之後到大甲和大溪小住，去年由媳婦陪著去了一趟艾荷華，現在在鶯歌由孫女楊翠陪著。這兩三年，我竟已不能獨力照顧自己了，又哪有餘力去照顧三千坪的東海花園呢？
而東海花園，如今已是面目全非！離開後這段日子，清明時節回去掃葉陶的墓，只見及膝荒草四處蔓延，「送報伕」的塑像已經不知道被那一個頑皮鬼搥倒；簡陋的舊屋也被卸去了門窗。書籍、用物都被偷走了，大鄧伯的枝椏，穿過窗框在屋內攀爬，和層層的蜘蛛網糾結在一起。每次都不敢停留太久；這樣荒涼的景象，實在不是我這雙七十多歲的眼睛所能凝望的啊！
民國五十八年，有一位編輯到東海花園去看我，問我墾園之餘有沒有寫詩？我說：「在寫，天天在寫。不過，現在用的不是筆紙，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。」我時常回想這句話，懷念那段把詩寫在大地上的日子。歲月不斷傳遞許多訊息，對我來說，最重要的訊息是我已不再能用鐵鍬寫詩了！
我已不再能用鐵鍬寫詩，「東海花園」難道就任其荒蕪下去嗎？我心裡十分焦急。回到「東海花園」不是困難的事情，但是要讓東海花園回復舊觀就不是簡單的事情。我曾一再向文化界的朋友說，願意把三千坪土地捐出來成立一個文化中心，讓來到東海花園的朋友，不但能賞花，也能在文學、藝術、音樂的薰陶中欣賞心靈之美。但是，要完成這個心願，又豈是我的能力所能達致的呢？
──1983年11月8日《中國時報》
楊逵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是日暮之年，距離他離開人世僅有兩年的時間。原本一人獨居於東海花園的楊逵，因為身體不好，不得不移居台北，接受孫女楊翠的照顧。這片位於大肚山上的花園，是他從1962年開始經營的一片天地，種花、賣花養活了一家，也讓在戒嚴時期難以發表文章的他得以保全自己，悄悄的在這塊小天地裡與文友相會。
楊逵在日治時期就是知名的反抗者，留日歸國後加入台灣農民組合，協助組織做了不少工作，也寫了不少描述當時農民、工人勞苦的小說和詩歌。在當時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背景下，楊逵被逮捕多次，但他不曾停止自己反抗強權的努力。1947年台灣光復，但不久後發生了二二八事件，楊逵與他的妻子葉陶也被牽連，差一點被處以死刑。好不容易無事返家之後，隔了一年多又因為「和平宣言」事件觸怒當時的省長陳誠，被判監禁綠島12年。
他的孫女楊翠在2015年寫的〈
楊逵與東海花園〉裡是這麼介紹她的祖父的：
即使是以政治犯的身份，在火燒島的禁錮日月中，楊逵也未曾停止文學創作；然而，1961年刑滿出獄，昔日筆力健朗的文學園丁，永不放棄希望的文學鬥士，回返臺灣暗黑島嶼，政治犯的印記，有如致命胎記，楊逵所寄出的文稿，逐一被退返，幾乎完全失去發聲的舞臺。
文學夢斷，楊逵守在城市邊郊，種植耕耘，等候節氣。1961年出獄，1962年，楊逵即返回臺中，在大肚山上貸款購買一塊近一甲的山坡地，經營東海花園。永遠不曾放棄希望，即使處於人生最暗黑的低谷，也不曾失落夢想的楊逵，守著貧瘠紅土，開始織造另一個夢願。
又提到：
70年代，歷經漫長的政治禁錮，臺灣社會開始解凍破冰，保釣運動所掀起的民主化風潮，走向兩條思想路徑，一條持續著中華民族主義敘事，另一條則落實到本土的現實關懷與政治反思。與此同時，臺灣島嶼長期被刻意抹除的過往，也逐漸從歷史塵土中浮現，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熱潮，重新被認識，楊逵也隨之在歷史中復位。
1973年前後，東海花園老園丁變身為本土作家、農民運動者、抗日運動者、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……，如此多重身分，對正值青春少女，才剛開始認識這塊土地的我而言，楊逵從尋常阿公，變成一則臺灣歷史的寓言。
1970年代的東海花園，八方風雨，繁熱非常。我記得當時，每日都有文學界朋友前來，比楊逵稍晚世代的葉石濤、鍾肇政、陳千武、李喬……，更年輕世代的陳映真、黃春明、蔣勳、李昂、宋澤萊、洪醒夫、林梵、王拓、曾心儀……，社運界、民主運動界，日日都擠滿花園，還有更年輕的世代，初入大學或中學的學子，帶著猶仍青澀的臉容前來。
那幾年，花園很熱鬧，老人很歡喜，長年的禁閉打開，他的臉上總是堆滿笑意，在東海花園經年如春的鄧伯藤下，他從鐵箱裡搬出一本本紙頁泛黃的書籍，一疊疊字跡斑駁的手稿，展示著他們那個年代的青春演義，文化協會的全島串連，農民組合的意氣風發，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風潮湧動……。
漫長的二十年過去，到了1983年，楊逵歷經了用筆戰鬥、無法寫作只能以鋤頭代筆、重新回到文壇三個階段，因為時間對肉體的摧殘，讓他不得不離開這片耕耘已久的小天地。這片花園中蘊含的記憶絕對不只是「一個作家精彩的一生」，同時也是台灣本土知識分子在時代浪潮之下呈現的集體面貌之一。
楊逵去世之後，東海花園何去何從成了一個問題。他的家族與藝文界希望這裡變成文學園區，能繼續經營花園；但是台中市政府最後將其規劃為殯葬用地，現在是「東海花園公墓」的所在。
網路上有很多相關的討論和資料，我在此沒有要細細展開或整理的意思，只是隨意地寫下教完這課之後的無奈，我們的國文課本編輯方式，總是在謀殺一篇文章的社會性，讓他失去脈絡，變成除了課本裡無聊的課文之外一無是處的東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