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篇文章前面提到侯文詠搭計程車時的感受,他看到計程車司機在車陣中衝來衝去,其他的車子也是,認為這是「整個交通車水馬龍,塞得一塌糊塗,彷彿都在喊著,錢,錢,錢......」侯文詠在這裡暗示了,他認為當時之所以會有那麼嚴重的塞車,是因為「所有的駕駛都很自私」,而這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氛圍和文化。從這一點出發,他開始抨擊當時的教育體制以及社會的競爭邏輯。這就是〈蠍子文化〉這篇文章想傳達的內容。
但有趣的是,如果回想當年發生了什麼事,你就會知道他說的不太對,缺乏整體社會的結構觀。
當年(應該是1980年代末)恰逢台北市的「交通黑暗期」,台鐵地下化、捷運建設,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交通建設,讓台北市的主要道路長期施工,每次出行都得塞車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交通規則管理下的「正常交通」早已失靈。其他不那麼要求速度的駕駛或許還可以耐著性子慢慢開,但是客人要求速度的計程車司機就只能盡量「橫衝直撞」了。侯文詠在文章中暗示,與其大家一起橫衝直撞,倒不如大家一起慢慢開,還比較有可能緩解交通的亂象。
侯文詠在這篇文章裡認為,計程車和其他駕駛的這種行為,跟「蠍子文化」一樣,都是一種自私自利的「非理性行為」。因為大部分的人從小在教育體制及社會上,不斷接受「愛拚才會贏」的邏輯,長大之後就算明知道合作才能創造更好的結果,也仍忍不住耍小手段,咬噬他人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所有「舊時代的美好善意與守望相助的關懷」都將被破壞。他絕望地寫道「誰來救救我們?也救救這些蠍子?」
──咳,嗯。
身為一個讀過社會所的人(以及馬克思的信徒?),知道結構的力量大於個人的力量,看似不理性的行為背後多半有個可解釋的理性原因。這個交通混亂的問題很明顯無法依靠眾多駕駛的「個人道德」來改善,他如果再等十幾年,等這些建設都完工了,就算個別駕駛再不遵守交通規則、橫衝直撞,也不會再出現當時那麼可怕的塞車景象。
而教育體制的問題也是,當初的金字塔型升階結構(國小100國中80高中職60大學10)加上沒有良好的就業引導配套措施,本來就是按照「競爭邏輯」運作的。教育普及之後,加上一些適當的引導,競爭的「蠍子文化」在當今的校園裡其實已經減輕了不少。
比較奇妙的是,選這篇文章的老師/教授腦袋裡在想什麼?他對於現在的中學校園的想像是什麼?期待是什麼?
相關連結:
侯文詠〈蠍子文化〉
王志弘(碩士論文)《流動、論述與權力--台北『交通黑暗期』與KTM的分析》